以各有分地为规则的游牧生活维系着草原上分区游牧的秩序，维系着草原上的和乎，但和平不是永久的，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和平常常为战争所中断，草原上的人们也同样经历着战争的蹂躏。在战争阴云下，导致草原正常生活最大的改变之一，就是打乱了原来各有分地的秩序，民族之间，部落之间无论起因于优良草场之争，还是起因于权力范围之争，或起因于宗教信仰之争，胜利的一方会在新的领地建立新的分区放牧秩序；失败的一方则需千里游牧，万里迁徙寻求自己的立足之地。
建立在政治、军事背景之下的游牧历程远远超出了各有分地的范围，《史记。大宛列传》记载了月氏的迁移过程，月氏与匈奴同俗‘行国也，随畜移徙‘，原本‘居敦煌、祁连间‘，后迁至伊犁河、楚河流域。月氏人千里西迁起因于匈奴人的压迫，而他们的迁入地伊犁河、楚河流域，原游牧者为塞种人，由于月氏人的西迁，导致塞种人被迫放弃这一地区，退缩至锡尔河北岸。无论月氏人，还是塞种人，他们之间的逐次迁移都是在游牧环节以外的原因下促动而成的，不属于正常逐水草范围。历史上这样的事例很多，明代兀良哈三卫的南迁就是其中一例，所谓兀良哈三卫分别是泰宁、朵颜、福余，他们与蒙古人有一定的族源关系，但在习俗上又有差别。三卫南迁前游牧于西拉木伦河以北地区，其中朵颜驻牧在洮儿河上游；泰宁驻牧在今洮南一带；福余驻牧在今乌裕尔河与绰尔河之间的齐齐哈尔周围，大约明正统年间三卫逐渐越西拉木伦河南下1l，开辟了新的驻牧地，‘福余初分长春泰宁，后曰黄泥窪，逾沈阳、铁岭至开原；泰宁初分详稳九区，后自锦、义历广宁至辽河；朵颜初分群牧十二，后自大宁抵喜峰近宣府‘2l。景泰年间属于兀良哈睪卫部分部众再次南迁西走至宣府、大同等地。对于兀良哈三卫屡次南迁，学术界进行了多方阐述，军事乎近年青年学者程龙肯定了三卫部众南迁的主要原因是受蒙古瓦刺等部的袭扰胁迫，而非气候原因3l，这样的迁移仍不属于正常逐水草的游牧活动。
草原上的历史证明，非正常的迁移时常打破了草原上原有分地的秩序，同时又建立新的分地，步人新的稳定。游牧是草原民族基本的经济生活方式，包括以逐水草而居为基本特征的游牧方式，以及依各有分地为原则确定的游牧空间。数千年内草原民族依照这两项基准不但在草原上建立了生活秩序与空间秩序，并以此为基础推动着草原社会的政治、经济乃至于军事，实现了由草原民族——游牧帝国——世界征服者的史诗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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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汉书)卷94，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页。
1c(呼伦贝尔畜产事情)，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昭和13年，第2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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