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厉害利斯“大编”奖的人选，民间争议颇大。民心看好的是谭厅长的前任高洪厅长。老厅长一头银发，一身正气，这是位当年新四军中著名的才子，其道德文章皆受人称赞，是德高望重的出版界前辈。自80年代中期离休后，除兼任a省出版协会主席，干好协会的工作外，从不干预谭厅长的决策，只是闭门著书，几乎一年一本，已完成了《编辑学概论》、《a省南方经济考察》、《出版审美学》、《出版经济学》，近期正在编辑他的杂文、随笔集《雪泥鸿爪集》。高洪先生早年在新四军是深受鲁迅先生影响的我国新木刻运动的先驱，在新四军中创作出许多激动人心、鼓舞斗志的作品。
如今高洪同志年事已高，早已弃画笔而弄文章，但笔耕之余，对于书法艺术的酷爱始终未放弃。近期对于右任先生的草书钻研甚有心得，写出的大字条幅丰姿秀骨，颇有脱俗之感。民间对于他申报大编辑奖呼声极高。
只是此公离开政界甚早，且生性耿介，疾恶如仇，对于出版界近来的腐败现象大凡开会为文均能直言披露，几达拍案而起，故对某些喜听好话的领导人自也是如骨鲠喉，虽然吐不出，咽不下，嘴上不好说什么，暗中则常常以迂腐讥之，故这届国际大编辑奖竞逐究竟鹿死谁手，表面上尚看不出端倪。高洪先生久经沧桑，看透世事，对这类虚名似乎漫不经心，不以为然，况且这奖还得由美国人给中国人颁发，听说这评委会主任马斯洛教授和台湾出版界某些有政治背景的人物的关系非同一般，再说这奖和中国人骂人的脏话如“牛x”、“大便”读音相近，也不中听。所以高洪也不甚在意，带着某种“看花开花落，观云卷云舒”的闲适心态待之。
而谭冠先生这回是志在必得，听说内部、外部都已疏通好，a省的这一名额非其莫属。此事闷着葫芦摇，极为神秘，从事迹的整理到外报，均为魏主任操作，局外人无以窥其“堂奥”，故而还是让故事本身发展的逻辑说话。
13
第二天下午，根据会议安排进行分组讨论。
郑东和机关各处处长加上几名副厅长、离退休老厅长，围坐在一圈沙发里。处长们开始围绕谭厅长的“十大战略”进行讨论，气氛热烈、自然、轻松。每人清茶一杯，会吸烟的开始吞云吐雾，人人漫不经心，大家轮流推大磨似的说着言不由衷的车轱辘话，一点也不嫌乏味和无聊，什么“高屋建瓴，深谋远虑，战略高度，深受启发”云云。数仪表堂堂、惟个头略矮的魏铭利主任说得最多，阐发得最深刻。他仿佛是担任着厅长在小组会的宣讲员，以自己独到的见解，不知疲倦地阐发着“十大战略”的微言大意，主导着小组会讨论的气氛。当然毫无疑问的是，这“十大战略”的宣讲稿出自于该主任的手笔。贯彻的却是厅长的意图。他俩希望这意图也变成全厅上下的认识，因此极需要借小组会统一思想。
一向心直口快的郑东这会儿憋不住了，他想发言。他首先声明：“我只讲半个小时。”之后脱下手腕上的表，向沙发的扶手上一放，接着说：“听了谭厅长的报告深受启发，深感厅长报告中所阐述的‘十大战略’有如一块块含金量很高的砖。a省出版业通向现代化的长城得用这一块块金砖铺筑而成。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谭厅长讲到‘管理战略’时一带而过，语焉不详，只说让分工抓管理的仲厅长讲。而管理也是生产力，已为一般现代领导者所普遍认同，作为全省出版的管理机关首长，不讲管理怎么行。我认为“八五”期间，最大的失误就是管理不善，因决策失误，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比如那座被喻为精神文明标志性工程的36层大楼头期投资5200万被开发公司挪到海南去炒房地产，至今血本无归，工程拖了3年之久，造成的损失无法计算，目前完工遥遥无期，资金缺口有如无底洞，必然延缓本省出版业的发展，每平方米目前的造价要超出市场价好几倍。仲厅长提出要运用法律手段来讨回公道，谭厅长不置可否，耐人寻味。近期施工又因混凝土架倒塌而砸死民工5人。有人想借此树立自己的丰碑，我看是墓碑。这么巨额的资金不投入出版业的发展，而去盖什么三星级的宾馆，当今市里那么多宾馆，国家又在压缩楼、堂、馆、所的建设，是不是能够产生效益，我持怀疑态度。因此，我说的墓碑并不仅仅是指死人的事，而最重要的是葬送了a省出版业的前途。”
听了郑东这一席话，会场的气氛由轻松转入严肃，由活泼转入紧张。人们瞪大了眼，张大了嘴，屏住气以惊疑的神态听着郑东振振有词、而又多少带点耸人听闻的演说。担任记录的外办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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